龙虎网讯习格外的重视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并善于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汲取治国理政智慧。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深入阐述了“两个结合”的前提、结果、意义，即“结合”的前提是彼此相互契合，“结合”的结果是互相成就，“结合”的意义是筑牢了道路根基、打开了创新空间、巩固了文化主体性。我们要深刻理解“两个结合”，更好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
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虽然在形成背景、具体内涵、历史作用等方面存在不同，但两者在价值追求上存在诸多契合，这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奠定了前提与基础。
其一，两者在未来社会理想的追求上高度趋同。中国人自古就有“公”天下的社会理想，向往天下大同，《礼记·礼运》中这样描述“公”天下的理想社会。物质方面，“男有分，女有归”“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思想层面，“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其二，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主义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的唯物思想十分契合。战国末期思想家荀子主张“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认为事物都有其自身规律，而认识事物正是人的本性。荀子的观点与唯物辩证法中人能够正确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观点不谋而合。
其三，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在辩证思想方面也存在诸多契合。如因祸得福、物极必反、过犹不及、满招损谦受益等体现了矛盾双方的相互转化；水滴石穿、绳锯木断、愚公移山等体现了量变引起质变的原理。习常引用《老子》中“天下难事，必作于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告诫党员干部戒骄戒躁，工作应从小处着手，在实处上发力，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正是由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存在诸多契合，才为“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创造了思想前提。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一个双向互动、双向互利的过程。
一方面，“第二个结合”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激活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髓，进而推动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蕴含着诸如朴素唯物主义、朴素辩证法、朴素唯物史观等，在历史发展中具有一定进步意义，但也具有历史局限性。因此，需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其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提取其中的文化精髓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服务。
另一方面，结合的过程也是马克思主义汲取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养分发展自身的过程。习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中汲取思想智慧进行理论创新，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就是吸收了中国古代协和万邦、亲仁善邻、天下大同的思想精髓后的理论创新，也是对马克思“真正共同体”思想的发展，是对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的丰富。此外，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就是要让马克思主义具有独特中国风格的话语表达方式。独具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有利于让马克思精髓更好地为人民群众所理解与掌握，进而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进程。
习曾指出：“我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不是偶然的，是我国历史传承和文化传统决定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中国人百年奋斗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是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发展与实际运用。“第二个结合”科学论断的提出，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发展指明了新的发展方向，拓宽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理论的发展视野，增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纵深，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从中华民族绵延五千年的文明中一路走来的，习指出：“只有立足波澜壮阔的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才能真正理解中国道路的历史必然、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中国式现代化”理念最能体现中华文明所具有的文化特征，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下为公”的价值追求、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古代“天人合一”的价值理念、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体现了中国古代“以和为贵”的价值取向。因此，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对西方现代化的简单模仿，而是根据自身国情，结合自身历史，在吸收自身文化基础上提出的独创性理念。
“两个结合”中的“第二个结合”是中国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并实际作用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理论与制度。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选择，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实践需要与高质量发展需求之间的内在契合。中国式现代化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思想相结合的生动典范，克服了西方以资本逻辑为主导现代化的固有弊端；中国式现代化具有突出的人民性，是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充分体现了马克思关于人全面发展的思想。中华优秀传统中蕴含着丰富的哲学思想与治国理政智慧，应发掘其中具有借鉴价值的思想，推动其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发挥其对当代中国制度创新、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的积极作用，让传承千年的思想火炬照亮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行之路。
文化主体性指的是一种文化所具有与众不同的特质，是文化内在精神的全面呈现。筑牢文化主体性意味着人民充分肯定自身民族文化的价值和意义，自觉弘扬民族文化。“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将文化提到了关乎国运兴衰的战略高度，并把文化自信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自信”的思想谱系。
文化主体性作为文化自信的来源，也是文化自信的坚实依托。中华文明的文化主体性，从五千年文明中传承而来。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在五千年的发展历程中形成了深厚的文化积淀，其中所蕴含的思想智慧历久弥新，对当代中国发展仍有着重要启示意义与借鉴价值；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的认识中深化而来。马克思主义不是生硬教义而是思想方法的指南，中国的问题需要中国的方案来解决，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相结合，汲取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中积极因素发展自身；从中国带领人民进行的伟大探索中而来。“两个结合”的历史就是中国人带领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改革、建设的历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人在民族存亡的危难关头选择了马克思主义，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出一条“农村包围城市”的新型革命道路。改革开放以后，中国人结合国内外发展的具体实际，彻底改变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创造性地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一系列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第二个结合”是中国百年探索历史经验的深刻总结，是对中华五千年文明发展的历史规律的科学把握，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命题的认识深化的成果。“第二个结合”的提出，意味着马克思主义可以源源不断地吸收中华优秀民间传统文化中的文化给养以完善自身，中华优良历史传统文化可以借助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对自身进行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最终实现双方优势结合、功能互补、共同发展。
（作者：周昊禹，南京财经大学社会主义核心价值理论研究中心研究员；王敏光，南京财经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